读书笔记｜《全球通史》第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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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前人类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长达 400 万年的历史，而其余篇幅则论述人类文明社会不足 6000 年的历史。
人类历史一直在加速发展。地质年代以 10 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千年计，而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后，纪年单位就开始不断缩小，逐渐变成以百年甚至十年计。时至今日，更是每天都有许多重大的事件无休无止地蜂拥而来，无情地包围着我们。
第 1 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一、从类人猿到人类
地球形成于约 50 亿年以前，但直到距今约 40 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原生的单细胞生物。
这些脊椎动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及植物一起，于 3 亿年前左右成功地适应了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则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已达 6000 万年。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 6—7 次大冰期和 5—6 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都必须不断地适应和再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而能否从残酷的适应过程中脱颖而出，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主宰地位的秘密。而其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最早出现的原人是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它们一般被认为最早出现在 400 多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
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在非洲平原上漫游了 200 多万年，在此期间这个种类中先后有好几个物种都经历了产生、兴旰、最后又消亡的过程。
早在 40000 年以前，人类，或者说智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终于出现了。
人类的出现是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大转折点。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非生命物质中进化出来。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后，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也就是说，生物的基因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气候变化剧烈的更新世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今天，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类很快就能够既改变自己的基因，又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人类，且只有人类，能够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环境——这一人化的环境被称为文化，因为只有人类能够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或抽象出概念和事件。只有人类能笑；只有人类才知道自己会死去；只有人类才思索宇宙及其起源，才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自身今后的命运。
由于其独有的变革环境的能力，人类不必经过生理上的突变就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对其他动物而言，生活在北极离不开毛皮，生活在沙漠必须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鳍；而人类则通过其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即经过新的非生物学的途径，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使得人类既能适应自然环境又能调整人际关系。
为什么人类现在显得不能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日渐觉得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
答案就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之中。基因进化通过基因突变起作用。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突变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它就会在生命史中短短几千年里成为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物种。其实这种进化模式也就是人类由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一直进化到智人所经由的道路。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
问题的关键是在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允许其大规模发挥效用所必需的社会变革的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是：技术变革因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就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就会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即人类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的同时，却不能使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而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
人类迫切需要学会在获得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智慧之间达成平衡。
今天由于我们运用知识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显得更为频繁和迫切。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一样都还只是粗具雏形，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和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被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却极少。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平等比此后的任何时代都做得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今天常见的所谓“男尊女卑”的观念，现实中的女性也不处于依从和卑下的地位。
通过一项对现在仍然存在的 90 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研究，人类学家们发现在这些部落中，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能够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尽管男人捕猎的肉类极受欢迎，然而事实却是女人采集的食品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因此纵然两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却也都同等重要。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小孩，而且为部落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大部分食品。
不错，男人是负责部落的防卫并且掌控着武器，但是他们并不用武器来恐吓或镇压女人。
在食物采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员之间也都有着很亲密的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当然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虽然有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会因个人世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争斗，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一个真正的公社化的生活通常会被斥责为乌托邦式的臆想，会被认为只能存在于理论当中，而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诸多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公元前 2700 年左右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丹麦材庄。注意图中表现的从小不同种类的职业：狩猎者、木材采集者、火堆照看者、磨补者、陶器匠以及织工。
三、种族的出现
每一次壮观的人口剧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随之提高，从而使得可以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
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 125000 人，而到了距今 10000 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总人口已增为 532 万人——人口增长 42 倍以上，这一增长比率足以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从旧石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即在技术革命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群的人口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得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口可以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
“……能够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消灭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张……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其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都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会在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并不断地扩展其活动范围。
在人类向各地迁徙的同时，也逐步开始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各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其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相互隔绝。关于人种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分野发生得很晚…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形成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人类特征十分明显的同一祖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天生的智力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
由于在传统理论与当今考古发掘的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巨大差异，所以考古学家们正在修正过去被奉为圭臬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假设。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另有人类多起源论者则认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找到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因为全人类的发源地不是唯一的。相反，他们发现认为人类在不同地方独立进化的人类多起源理论要更可信一些。尽管现在人们在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约 10000 年，即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的分布已经和现在大致一样。
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水源比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则与他们后来的情况不同，他们布满了非洲其余的地方；另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地带，而广阔的印度、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和澳大利亚则为澳大利亚种人所占据；最后，分布在东亚和南北美洲的则是蒙古人种。
第 2 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一、农业的起源
当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生产者之后，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也就展现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人了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一方面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另一方面是他们食物来源的大半或全部都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去获得的。
由于没有畜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母乳来哺育每一个孩子。由于母亲无法同时为两个孩子哺乳，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孩出生后不久很快又生了一个小孩时，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母亲们还是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杀婴惨剧的，因为哺乳会抑制排卵，所以她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中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一计划生育的天然形式失效了，我们的祖先们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堕胎和停止哺乳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
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够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
在距今 10000 年前到距今 2000 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显然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转变，因为没有一个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会自愿抛弃他那舒适而又可靠的生活方式，去做终日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或牧场上无休无止地劳作的农民。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的压力。上万年前，人类的数量增长缓慢，但还是造成了非洲、亚洲、大洋洲乃至美洲的人口迁移。最后，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满了人。随着此后人口缓慢但不断的增长，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以自己种植的食物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
二、农业的传播
三、农业的种类
四、食物生产者的生活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也就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成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
人们常常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而这样做则显然会使人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等方面知识的掌握极其缓慢而又费力，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是由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却滴雨不下，有时则又瘟疫横行，因此饥荒也就成了常事。而且定居生活使得粪便和垃圾的处置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而且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总是跑到离住处较远的地方去解手，但这却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人所导致的各种疾病。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人们的饮食很不全面，因而营养不良也就是最常见不过的事。可以想像，在这些情况下，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又使得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漆黑，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其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此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究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倒不如说是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够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着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则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粘土制作陶器。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各游牧民族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
新石器时代村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通常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由于适宜于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
居民之间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是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明显特征。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才使得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生产的数量只要能够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绝对没有追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
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要少于现代人，而且工作对他来说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一名社会平等成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去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落关系的伴随物。
这种部落社会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是一个生产率低的社会。
部落中社会关系的平等也惠及到部落中的两性关系。这一平等清晰地体现在土地的所有制上，部落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一位人类学家在考察了生活在婆罗洲中部种植水稻的相人（ Siang ）后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相人的寡妇在失去丈夫后仍然可以继续种植属于她们的田地。“总的说来，妇女能够像男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斧子。”如果某个寡妇受到孩子的拖累，“她通常会得到村庄中其他人的帮助。他们会无偿地赠予她稻谷和野猪，或者帮助她收割作物。这种帮助至少可以延续到她的孩子们长大到能帮上她的忙为止。”
妇女们不但在农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在使用村庄的新用品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
在这个特别的定居点中，妇女不只是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而是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这里的绘画雕塑、房屋装修以及墓葬遗址都显示出当时家庭等级的最顶层是母亲，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而父亲则位于最下层。
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其实也就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到这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农夫们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够保护他们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会隐隐约约地认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不过，最为重要的则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大地之母，即丰产女神的崇拜。他们认定，粮食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决定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也就日益盛行。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则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 1 平方英里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 10000 年至 2000 年的 8000 年中从 532 万直线上升到 13300 万足足增加了约 25 倍。
农业移民和当地的食物采集者相互通婚，产生出新的杂交人种。此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再度积累，新的杂交人种只得又一次向新的地区迁徙，从而再和当地人形成更新的杂交人种。通过这种方式，农业技术和作物也就被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夕而在这一杂交链条末端出现的人种也与其初始人种截然不同。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最初都发源于中东，但是将它们传人中国北部的却是纯正的蒙古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得农业传播到了全球各地，而这些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 8000 年时全体人类都是狩猎者，而到公元前 1500 年时狩猎者就已经减少到了仅占人类的 1 ％多一点。而这一职业的转变进而又导致了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000 年以前，高加索人、蒙古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人这六个种族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见地图 2 ）。但到公元 1000 年时这一平衡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次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人、高加索人和黑人，但却不利于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
从整体上来看，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它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高加索人和黑人在全人类中的优势地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这个小型族群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
历史记录显示，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就曾专门进行过这项研究，他总结说，人类的本性是“一种能被社会影响塑造成许多表现形式的潜在能力……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和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个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
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切都变了。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于是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的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的帝国。由于后来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于是战争也就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具有毁灭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共造成了 840 万军事人员和 130 万平民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造成了 1690 万军事人员和 3430 万平民死亡。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的数字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
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要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即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塑造，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